下一步双方磋商的重点放在起义成功之后，是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具体细节还未达成一致，目前双方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进取杭州城的问题上。
杭州是浙江巡抚衙门所在地，是浙江省省城，也是浙江最为富饶的地区，工商业都很发达，只要占领了杭州，浙江其它地区的清兵可能会倾向于振和杭州新军，这在辛亥年的历史事实上，也出现了这种一地起义，各地纷纷响应的情况。
振和杭州新军达成的联盟协议，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则之外，还有杭州新军起义后将更名为中华革命军，与振组成中华联盟军。双方经过协商，决定共同派出谈判代表进入嘉兴城，先对守军沈沂山部进行劝降，希望沈沂山能够识时务，和新军一起宣布起义，加入联盟军。
如果沈沂山答应了联盟军的劝降要求，那形势将更加有利于联盟军攻占浙江全省，若是沈沂山不肯倒戈，联盟军也有备用的方案可以选择，联盟军到时将留下马朝云的两个团，牵制沈沂山的五千旧军清兵，使他们在新军和振向杭州发送进攻时，无法抽身南下参战，这样清兵只有从驻守在宁波和绍兴的人马之中抽调新的兵力前来支援杭州，但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将在宁波和绍兴新军之中展开思想工作，估计部分新军军官会表明愿意参加起义的意愿，这样一来，浙江各地的新军接到清政府调动的命令之后，很可能会出现抗命的状况，联盟军攻占杭州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考虑到沈沂山若是不肯配合起义，反而会将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告知浙江巡抚增韫，所以联盟军的谈判代表是以振的名义进入城内，表面上是单方面派人前来与嘉兴守军统制沈沂山进行谈判，暂时不向沈沂山讲明杭州新军已与振达成协议的事实，如果沈沂山答应与振联合，则再让新军的人加入谈判。
但随后的谈判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在谈判桌上，沈沂山不但没有接受振劝降的建议，反而讲明自己一定竭力支持清廷的决心，不过了解沈沂山的人都知道，此人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他并不在乎自己做谁的手下，而是谁更强大，谁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就接受谁的领导，沈沂山和许多人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李天成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个注定只是昙花一现的人物，接下来清政府平定了四川、湖南、广东等地的骚乱之后，必然会派重兵前来围剿振，到时李天成这个毛头小子肯定顶不住强大的清兵的南北夹击，无情地被镇压下去。
沈沂山根据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得出了清政府更加可靠的结论，所以断然拒绝了谈判代表的提议，不过沈沂山倒是没有为难这些敌军前来谈判的人，反而盛情款待了他们，并且讲明，只要振不主动攻城，沈沂山的巡防队绝不主动挑衅，这正是他为人处世的方式，谁都不得罪，这一点在振南下之后，沈沂山没有发一枪一炮就可以看出来，他根本没有率军与振决一死战的念头，也没有这个勇气，只不过是想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位罢了，其它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次要的。
这种首鼠两端的性格，与袁世凯的为人倒颇为相似，袁世凯曾经背叛了光绪帝而取得了慈禧的信任，升官发财，后来又背叛了清廷，夺取了辛亥革命成果，表明了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为自己获取功名利益罢了，这种自私自利、因私忘公的本性，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种求生存的好手段，但对于国家民族而言，则是一个天大的祸害，中国近代历史上出了大量的走狗汉奸，就是被人性的过分自私和贪婪所害。
谈判桌上没有取得的成果，只好通过战场上去争取，联盟军很快便不得不选择第二套方案，决定留下振的四千人原地不动，牵制沈沂山，而振两外两个团四千人和新军的六个营三千人同时向杭州进发，兵分两路，新军的三千人将从杭州东北部览桥附近入城，振则准备从杭州西北部入城，双方的目标直指位于城内的浙江巡抚衙门所在地，城内巡防队的士兵将以劝降为主，负隅顽抗的敌对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
杭州城的览桥和梅高桥地区原本是新军的防地，正是准备起义的三千新军原来的驻扎地，此时已无人防守，联盟军只需要对付城内几个营的旧军和巡抚衙门卫队三千多人的兵力即可，若是对付没有及时获得支援，很难与南下的联盟军七千多人相抗衡，但战场形势变化莫测，联盟军也不敢怠慢，各种可能的情况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时间很快就到了1911年9月18日这一天，天气晴朗而干略显干燥，此时离武昌起义只剩下二十几天。
在杭州西部四十公里之外的临安县城内，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大街小巷之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一队运输布匹的五六辆马车进入了城内，朝临安县衙附近的市场缓缓驶去，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一身民夫的打扮，但他们入城之后，却并没有急着将布匹运送到市场内，而是在杭州城内溜达起来，似乎一点都不急着做生意的样子，而是眼珠子不时地四处打量着周围的地形地貌，特别是对于临安县衙附近的大街小巷重点关注了一番，对于县衙的各个出入口的详细位置都弄得一清二楚。
同时在临安城东部几公里之外的青山镇，有三名县衙派来的衙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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