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已经开到现场，人已经没救了，早已经死翘翘。
不一会，警察也到了现场，拍了照片。
这件事情郝瀚不能出头，让秘书陪着女孩过去处理。
楼下已经围着许多人，都在纷纷议论，这几天已经连续发生好几次坠楼事件了。
这种事情处理起来也很简单，警察询问了一下，做好笔录而后让女孩签字，拍拍屁股走人了。
救护车将人抬上车拉走，女孩也跟着去处理后事。
女忧国此次泡沫破裂，不知有多少家庭因为债台高筑，又不知有多少因为股票、期指暴跌而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绝路。
这仅仅是刚开始，后面这种事情大概不会少了。
也许直到现在女忧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危机已经到来，或者已经有人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却又无能为力。
历经数年吹起来的巨大泡沫即将破碎，也许在他们眼里股市涨涨跌跌很正常，不就是跌得猛一些嘛。
明天的事情他们看不到，可事情不会是如此简单。
如果政府能够在泡沫破灭初期就采取坚决而有效的方法，强力干预，可能只需要付出相对更少的钱和精力去处理和化解危机问题。
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出手拯救，等到危机继续恶化，也许花了好几倍的资金和精力，恐怕也难以换来好的处理结果。
至少在后世，女忧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力挽狂澜，拯救即将陷入灾难中的女忧经济。
当初的大藏省，后来的首相宫泽是一个天才。
无论是女忧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人，还是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承认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是精通财政和金融的职业选手。
然而作为政治家，他明显缺乏足够的手腕和力量。
“这是1990年代初的一个悲剧。”一名专跑金融的女忧记者这样描述女忧经济崩塌伊始，担任重要角色的宫泽。
宫泽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更是女忧经济的悲剧。
泡沫破灭所产生的大量银行坏账，对女忧金融系统造成了最直接也最致命的打击。
1991年起担任女忧经济企划厅长官的野田毅告诉记者，当时的宫泽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野田提出的通过公共财政解决银行不良债权的提议也获得宫泽的支持，但在民意决定一切的女忧国政治中，这一计划受阻。
直到若干年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全面恶化，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变了思想的女忧社会才开始允许政府将野田提议付诸实施。
然而，已是事倍功半，一切来得太晚了。
动用公共财政拯救商业金融机构，在1990年代初的女忧国没有先例，从女忧经团联到经济学家，都异口同声地反对以纳税人的巨额负担为代价对银行实施国有化管理，谓之为“舰队保护主义”(政府过度保护企业)政策的延续。
在声势浩大的舆论面前，宫泽政府最终没能实行处理不良债权的根本之策。
数年之后，面对出现大量不良债权的住宅金融专门机构，女忧政府终于实施了第一次国家财政救济——6800多亿女元。
然而该举动受到舆论猛批，政府进一步救济商业银行的计划再次搁浅。
1997年，亚洲金融和货币危机全面爆发。
这时候，女忧人才真正理解不良债权的深刻危险性。
1998年，政府终于向21家银行注资2万亿女元。
然而，按照女忧银行原北京事务所所长濑口清之的话说，“由于这一处理来的太迟，需要投入的资金和精力和1990年代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为什么历经十年，女忧国还没有回复元气的原因。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所谓制度的优劣，横看成峰侧成岭，站的角度不同，观点也自然不同。
女忧国要遵循民主制度，政府要拿国家财政救市，那可都是纳税人的钱，民众会同意吗？
首先，你的拿出一套方案给执政党讨论，而后再拿去议会讨论，你必须说服每一道管卡，否则，将一事无成。
而对于多党制的议会来说，通过一条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那些银行，这简直不敢想象，没有人会同意。
所以，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而对于一些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
危机来了，必须出手干预，一切都要以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处理事务。
晚上，与小女孩在餐厅里吃过饭，郝瀚与这位名叫美姬子的十六岁少女回到了酒店的房间。
“说说你的情况吧。”
这个女孩虽然才十六岁，身材有些高挑，大概在一米七左右，与大多数短小的女忧人区别甚大。
“是，我们家从父辈起就经营一家连锁超市和一个工厂。父亲死后，留给我们的遗产中我哥哥龟田占有百分之六十，而我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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